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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清谈魏晋名士以清谈为主要方式,针对本和末、有和无、动和静、一和多、体和用、言和意、自然和名教的诸多具有哲学意义的命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.清谈的进行有一套约定俗成的程式,清谈一般都有交谈的对手,藉以引起争辩.争辩或为驳难、或为讨论.在通常情况下,辩论的双方分为主客,人数不限,有时两人,有时三人,甚至更多.谈话的席位称为“谈坐”,谈论的术语称为“谈端”,言论时引经据典称作“谈证”,谈论的语言称为“谈锋”.在清谈的过程中,一方提出自己对主题内容的见解,以树立自己的论点,另一方则通过对话,进行“问难”,推翻对方的结论,同时树立自己的理论.在相互论难的过程中,其他人也可以就着讨论主题发表赞成或反对的意见,称为“谈助”.到讨论结束时,或主客双方协调一致,握手言和,或者各执一辞,互不相让,于是有人出来调停,暂时结束谈论,称为“一番”,以后还可能会有“两番”、“三番”,直至得出结论,取胜一方为胜论,失败的一方为败论.魏晋“清谈”的内容与形式魏晋时期,社会上盛行“清谈”之风.“清谈”是相对于俗事之谈而言的,亦谓之“清言”.士族名流相遇,不谈国是,不言民生,谁要谈及如何治理国家,如何强兵裕民,何人政绩显著等,就被贬讥为专谈俗事,遭到讽刺.因此,不谈俗事,专谈老庄、周易,被称为“清言”.这种“清言”在当时很流行,特别是统治阶级和有文化的人,更视之为高雅之事,风流之举.他们在一起讨论争辩,各抒歧异,摆观点,援理据,以驳倒他人为能事.由于上流社会的普遍参与,“清谈”成为时尚.“清谈”的方式,绝大多数属于口谈.而就口谈而言,又有几种方式.一是两人对谈,即所谓主客对答.一个人对某一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,谓之“主”；提出不同见解和质疑者,谓之“客”.主客互相质疑对答,往返难休,这是“清谈”的主要形式.二是一主多客或一客多主.不过主客双方都以一人为主,其余者可以插言.三是“自为主客”.当别人对问题都无高见可抒时,某人可以就此问题自己设疑,以发表他的高超的见解.有一次,大家争论一个问题,最后都穷于词理,当时宰相谢安,“自叙其意,作万余语”,侃侃而谈,见解独特.说完以后,肃然自得,四座没有不佩服的.当时,人们把共聚“清谈”当作抒发情怀的良机,许多名流闲士都热衷于此事.但其目的不是论政,不过是官吏、文人为了消遣和显示自己清高不谈俗事而已.《兰亭序》中说“永和九年,……暮春之初,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,修禊事也.群贤毕至,少长咸集,……”“修禊”原是三月初三沐浴除垢,嬉水采兰,祓秽祈祥的活动,而“群贤毕至,少长咸集”,很显然不止是一般的“修禊”；而是东晋士族文人的一次大规模清谈盛会.“清谈”是辩论演讲,它和现代演讲的共同点是,要求有新异的观点,要“见人之所未见,言人之所未言,探求义理之精微而达于妙处”.如步入后尘,拾人牙慧,无新颖观点,就会令人烦躁厌听.孙盛到殷浩家去“清谈”,直到废寝忘食,不愿离去,假如他们谈的全是老一套,是不会互相吸引到这种地步的.一场好的“清谈”,固然要求理论观点标新立异,同时还必须有高超的语言技巧来表达观点.有一次,刘惔到王蒙家“清谈”,刘走后,王蒙的儿子问其父：“你和刘惔谁胜了?”王蒙说：“韵音令辞不如我,往辄破的胜我.”韵音令辞是语言优美动听,“往辄破的”是说理论上一发即中.前者包括声调抑扬顿挫,和畅悦耳和词语准确犀利,精当有力,是讲“清谈”的形式；后者说的是清谈的内容.由此可见,王蒙是把“清谈”的内容和形式并列起来看待的.“清谈”中,气氛一般很随便,在激动的时候,往往助以手势,身体摆动,甚至起舞,引吭；谈到酣醉地步时,便无所顾忌了,口出粗言也是有的.“清谈”也有诡辩者.当然,诡辩者需有敏捷的思维和善辩的口才.王苟子和许洵辩论,王苟子不得胜,而反过来,“许复执王理,王执许理”（实为交换命题）,王苟子还是告败.可见许洵的诡辩何其机巧.“清谈”是适应当时封建士大夫阶层的需要,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,就一些玄学问题析理问难,反复辩论而发展起来的.王弼、何晏等玄学家是著名的代表人物、清谈既是从玄学发展而来,必尚虚无之论,后人对它的意义,一语道破：“虚无之谈,尚其华藻,此无异于春蛙秋蝉,聒耳而已.”“请谈”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,它所对应的政治现象是魏晋士族制度及封建等级特权；它所对应的经济基础是汉末以来的豪强地主经济和士族庄园经济.随着士族制度的崩溃和士族政治经济特权的丧失,必然走向衰落.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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