众所周知，强奸罪是一种恶劣的性犯罪，不仅侵犯了被害人人的人身权利，也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公序良俗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而背负强奸罪更是对一个人的声誉与品质都有极大的损害。

那么，在法律层面上如何认定强奸罪呢？又需要哪些证据呢？

一个老师的悲惨遭遇

汪康夫是江西省莲花县琴水小学的一名语文老师，1966年5月16日，被当地社教工作组人员逮捕。

指控他在1964年至1966年上半年，利用琴水小学老师身份之便，先后强奸、猥亵12岁至16岁女学生12名。

汪康夫否认有罪，但于事无补，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。

从那时起，他就开始了一场长达55年的申诉之路。

被诬陷的老师

汪康夫为了给自己平反，疯狂寻找能证明自己的证据，发现社教工作组出具的三份调查报告中出现了很多矛盾和错误。

例如，报告中反映汪康夫强奸九人、猥亵九人，但公安机关认定强奸十一人、猥亵八人，而法院认定强奸二人、猥亵九人。

报告中反映汪康夫强奸和猥亵的女学生名单，与公安机关和法院认定的名单也不一致。

汪康夫还发现，公安机关没有进行充分的侦查和证据收集，

只有对一名受害者洪仔妹进行了身体检查，并出具了《法医鉴定意见书》，认定洪仔妹“曾经发生过性交”。

但是，这并不能说明洪仔妹是被汪康夫强奸的。

而对于另一名受害者尹福珍，公安机关没有进行任何身体检查或鉴定，也没有收集任何物证或生物学证据。

汪康夫不服判决上诉，但被当地中院二审维持了原有判决。

他感到深深的无力感，但依旧不肯认罪，在二审的判决笔录上坚决地写下：“我没有强奸女学生！”

他开启了不断向上级有关部门写信申诉请求，企图平反这桩冤假错案的漫长又险阻的道路。

冤假错案，迫于压力作伪证的学生

在其他老师的帮助下，汪康夫还开始给当年判决书中的“受害女学生”们写信，询问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他吃惊地发现，当年的受害人竟然不知道自己是受害人。

当年被法院认定为遭受强奸的洪仔妹、尹福珍二人，在回信中均否认自己被强奸过，并揭露了当年被迫作伪证的情形。

她们说，当时社教工作组和公安机关对她们进行了多次逼供、威胁、引诱、暗示等手段，让她们说出与汪康夫发生性关系的内容。

而在法院审理时，她们也没有得到律师的辩护或者其他人的保护，只能按照之前交代的内容作证。而且，这些陈述也没有得到其他证据的印证。

从2016年起，全国多家媒体陆续对汪康夫强奸案进行调查采访。

当年的“被害人”仔妹和福珍在接受众多媒体采访时，均坦言否认自己被强奸过。

仔妹的结发丈夫还表示，妻子在婚前一直保持着处女之身。

直到2019年，被认定的12名“受害”女生中，除一人去世、一人联系不到，其余10名女生通过给汪康夫的回信和面对媒体采访时，均否认当年被强奸或猥亵。

证据确凿却被拒绝平反

有了受害者们的“集体翻供”，汪康夫原本以为自己即将沉冤昭雪，却没料到事与愿违。

1987年，吉安中院驳回了汪康夫的申诉。

1993年，汪康夫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。

1994年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定，决定对汪康夫强奸案进行再审。

1995年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又一次作出再审判决书，认定汪康夫强奸罪成立，但猥亵儿童罪不成立。

法院改判汪康夫有期徒刑六年。汪康夫对此判决不服，继续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。

1996年，最高人民法院做出裁定书，驳回了汪康夫的申诉。

从此以后，汪康夫又多次向各级法院和检察院提出申诉和控告，但均未得到支持。

2019年8月，江西省高级人民检察院作出复查意见书，认为“本案经过一审、二审、再审等多次审理后已经形成了有效的司法裁判文书，并未发现新的证据或者新的事实。”

检察院还称，“本案中被害人洪仔妹、尹福珍等人在接受采访时否认自己曾经遭受过强奸或猥亵，并不能说明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。”

如今，汪康夫已经79岁了，他仍然没有放弃申诉“我不愿一辈子背负强奸犯的罪名。”

他希望能得到公正的审理和平反。也希望能得到国家的道歉和赔偿。“我只要一个公道字！”

可是汪康夫已经年过七旬，身体早就不行了，他患上了心脏病，开始住院，家里开销更大了。

2022年10月24日，汪康夫因病去世，最终还是没能清清白白离开人间。

法治社会应该给予冤案平反

汪康夫强奸案是一起典型的冤假错案。不仅侵犯了汪康夫的人身自由和名誉权利，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和经济损失。

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中，许多无辜的人被诬陷、迫害、冤屈，而司法机关也失去了独立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成为政治运动的工具。

我们有理由相信，汪康夫强奸案终将得到公正的审理和平反。

我们也期待着，在当今这个法治社会中，每一个公民都能享有平等、尊严、自由的权利。

每一个案件都能得到公正、及时、有效的处理，每一个冤案都能得到彻底、彻底、彻底的纠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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